
記者 | 王磬發(fā)自荷蘭 阿姆斯特丹
我在阿姆斯特丹的家門前有一條鐵路,從陽臺上就能看到火車來來往往。夜幕總是跟下班晚高峰一起降臨,燈火通明的車廂穿梭過將暗未暗的天空,常能望見里邊人頭攢動的剪影。
這是條貫穿西歐城市的“大動脈”,我曾無數次在這里跳上列車,去往南邊的布魯塞爾、巴黎和倫敦,運氣不好趕上滿座,就得半程都站著。歐洲一體化給人造成的幻覺是,這片大陸從北到南的距離,也不過就站著的幾個小時那么遠。
但是列車今天沒有人。視野范圍之內,車廂幾乎是空的。荷鐵發(fā)布的報告說,這周以來的客流量只有平時的15%,它們已經虧損嚴重。而它還只是這場正在席卷歐洲的新冠疫情之下一個微不足道的注腳。
自疫情爆發(fā)以來我一直待在荷蘭。整整一個月前(2.23),意大利封鎖北部11個小鎮(zhèn),疫情在歐洲正式引爆。至今雖僅三十日,卻已常有滄海桑田之感。對承平日久的這一代歐洲人來說,這恐怕是他們集體經歷過的最大危機。而對一個緊跟了中國疫情、又再來觀察歐洲疫情的駐外記者來說,撕裂感是貫穿始終的關鍵詞。
整整兩個月之前,武漢封城(1.23)消息傳來的時候,我正在瑞士達沃斯報道世界經濟論壇年會。會方臨時組了一個針對新冠的國際專家發(fā)布會,滿滿一屋子中國記者爭相提問,為身陷疫情的中國民眾們向公衛(wèi)專家們尋求建議。
那時,還沒有人預料到新冠會以不及掩耳之勢席卷全球。
離開瑞士時我在蘇黎世匆匆買了幾盒口罩,便開始計劃去倫敦的出差,英國即將在1月底正式脫歐。
那時我沒想到,兩個月之后,多虧了那幾盒口罩,身在歐洲的我才能繼續(xù)安心地出門采訪;也沒想到,寧靜的阿爾卑斯雪山和被視為人類社會發(fā)展標本的瑞士,會成為疫情重災區(qū);更沒想到,當時占據了歐洲報紙頭條的脫歐會如此迅速地淡出媒體視野,唐寧街10號的敲鐘時刻,現在看來,更像是舊世界結束前的最后回響。
歐盟爆發(fā)了自成立以來的最大危機。相比之下,幾年前因難民涌入而掀起的分裂浪潮,現在來看恐怕也就是朵水花。馬克龍的一場演講八次提到“我們處在戰(zhàn)爭之中”,多國進入緊急狀態(tài)爭先恐后,3億人口禁足家中。在醫(yī)療物資緊缺的重壓之下,一國截胡另一國。在意大利最困難的時候,深入疫區(qū)援助的醫(yī)療隊伍來自中國,而非任何一個歐洲盟友?;靵y之中,連申根區(qū)史無前例的暫時關閉都顯得“并不是個大新聞”。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略帶刻薄地指出,新冠病毒就是在歐盟的墳頭跳舞。
對歐盟仍抱有希望的人們會扔出另一些論據:正是因為“病毒沒有護照”,才更需要各國通力合作,而不是各自為政。已經有些積極的信號:德國正在開始收治意大利的病人,意大利人在歐洲多國的媒體上發(fā)文傳授防疫經驗,歐盟緊急撥款250億歐元……也有些改變的期許:成員國的衛(wèi)生政策畢竟不屬于歐盟的權限范圍,不能期待一個尚不存在的機制發(fā)揮作用,要允許作為組織的歐盟進行自我修正,就像2008年金融危機、2015年難民危機那樣。
但時代還會給歐洲這個機會嗎?
在一個全球化已經褪去華服、露出赤腳的時代,病毒的大流行似乎成為全球化反對者們最有力的口號。
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國家,人們責怪亞洲移民帶來了病毒,卻甚少追責政府在過去數年里削減醫(yī)療預算而導致的ICU病床銳減。對危機的恐慌讓人們愿意交出一部分的自由、去換取更多安全感;而仍然受到公民隱私、個人自由、公私域邊界等“制約”的歐洲政府,危機之下顯得笨拙、吃力、躡手躡腳,像是一個行動遲緩的老人,堅守著一套舊世界的標準,卻早已被新世界的浪潮甩在身后。
不只是歐洲,也是全世界。而這些問題,我都還沒有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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