圖：“二維碼之父”原昌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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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何加鹽
來源：何加鹽（ID:ihejiayan）
前幾天，“二維碼之父首談中國使用超日本”、“二維碼之父回應收專利費”這兩條新聞登上了微博熱搜。
在一眾明星八卦之中，這兩條熱搜，顯得非常另類。這也讓“原昌宏”這個名字，第一次走進中國大眾的視野。
原昌宏，典型的日本宅男工程師，因其發(fā)明的二維碼如今被廣泛應用，在寂寂無名很多年以后，驟然以“二維碼之父”的諾大名頭，而聞名于世。
在今年其滿62歲生日的時候，公司甚至還專門邀請了日本人氣女優(yōu)川島海荷，為他慶生，而之所以邀請這位女優(yōu)，是因為她和原昌宏最重要的發(fā)明同一年出生。
左起：原昌宏、川島海荷、原昌宏的老板杉戶勝彥
在中國，二維碼是隨著移動互聯(lián)網(wǎng)的迅猛發(fā)展而突然普及的，人們印象中，它似乎應該是近些年才有的產物，而很少有人知道，它的誕生，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。
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里，誰也想不到，這個小小的發(fā)明，日后會如此深遠地改變世界。而隨著二維碼的廣泛使用，原昌宏的名氣和地位也越來越高，像極了他那位以小職員的身份，意外獲得諾貝爾獎的前輩，田中耕一。
今天，我們就來看一看宅男原昌宏的逆襲，以及二維碼的中國傳奇。
1957年，原昌宏出生在日本東京。他父親也是一位技術人員，并且擁有發(fā)明專利，所以原昌宏在技術方面，可以稱得上“家學淵源”。
高中時，原昌宏上了東京名校法政大學的附屬第二中學，在課余，他喜歡下圍棋和觀看棒球比賽。
不知道日本有沒有“讀書不努力，長大上隔壁”的說法。原昌宏高中畢業(yè)后，走進了隔壁的法政大學，攻讀電氣工程學。
那時的日本，正處于高速發(fā)展時期，普通家庭也有機會出國旅游，原昌宏去了向往已久的歐洲游玩。22歲的他不會想到，35年之后，他會再一次到歐洲來，領取日本歷史上第一個歐洲發(fā)明家大獎。
原昌宏大三時在歐洲旅游照片
1980年，原昌宏大學畢業(yè)，進入豐田汽車下屬的電裝（DENSO）株式會社工作，成為一名工程師。
那一年，原昌宏23歲。和絕大多數(shù)日本人一樣，他將在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工作一輩子。
進入公司以后，上級跟他說，以后的時代將是“軟件時代”，你應該掌握軟件技術。于是，原昌宏開始自學軟件編程。
不久，美國發(fā)明的條形碼傳到了日本，豐田公司為了大力推進自動化，也引進了這一技術。原昌宏被派去開發(fā)條形碼掃描儀。
原昌宏用了兩年多時間，開發(fā)出日本自己的條碼掃描儀。他生產出的設備除了用于豐田內部的生產管理之外，也被用于7-11等便利店的收銀工作。后來我們在超市收銀臺所見的掃碼器，其技術最初就來源于此。
條形碼大大便利了工廠和零售店的信息管理，但是也面臨著新的問題。
由于條形碼是通過線條的黑白和粗細來代表不同的數(shù)字，其存儲的信息非常有限，而且讀取的速度很慢。
進入1990年代以后，日本經濟從大規(guī)模生產往高混合小批量生產轉型，工廠的產品數(shù)量急劇上升，單個產品所需要記錄的信息也急劇增加，有時，一個產品上貼的條形碼多達十幾個。在電裝公司，一名倉儲人員，每天需要掃碼一千多次，非常麻煩。工人們對此怨聲載道，生產管理中出錯的機率也大幅攀升。
公司希望能提高掃碼的效率，減少出錯率，把這個艱巨的任務交到原昌宏手里。
原昌宏已經有了一個團隊。不過，這個團隊實在是小得不能再小——加上他自己，才兩個人。
此時，美國已經出現(xiàn)了一種可以從橫和豎兩個維度來記錄和讀取信息的碼。也就是說，“二維碼”早就已經問世了。但是原昌宏研究了市場上已有的二維碼之后，發(fā)現(xiàn)讀取的速度非常慢，平均要3秒鐘才能讀取信息，而且出錯率非常高，只要有一點污損，就讀不出來了。
原昌宏的工作本身是做掃碼器的研究，他最初的想法，是從機器端入手解決問題，但是研究了幾個月，發(fā)現(xiàn)不管掃碼器怎么改進，只要碼的形式不改變，效率的提高就很有限。因此，他認為問題的關鍵，在于改變“碼”，而不是“掃碼器”。
原昌宏開始研究一種如何能快速讀取、并提高容錯率的二維碼。
經過對市場上已經存在的二維碼進行研究，原昌宏發(fā)現(xiàn)，讀取效率低和出錯率高，主要原因在于機器難以準確定位二維碼的位置，以及難以準確地把二維碼周圍物品的圖像和二維碼本身區(qū)別開來。
原昌宏苦思不得其解，后來在午休時下圍棋，從其中得到了啟示——何不借鑒圍棋的黑白矩陣模式呢？
原昌宏采用了在正方形的三個角設計三個“回”字的辦法來解決定位問題。但是，機器如何快速識別“回”字，而不是把其他的信息誤掃進來，又成為另一個攔路虎。
原昌宏花了幾個月的時間，找遍了他能看到的所有印刷品，用尺子去量各種黑白線條之間的比例。最后他發(fā)現(xiàn)，最不常見的一種比例，是1:1:3:1:1。于是，原昌宏就按照這個比例去設計“回”字，并專門研發(fā)了針對這一種碼的掃碼器。
采用了這種設計方式之后，神奇的事情發(fā)生了，這種新型二維碼，存儲的信息最高可以達到條形碼的400多倍，而且掃碼的速度大大提高，出錯率則大大減少，哪怕污損30%，仍然可以輕易地準確讀出。
由于這種新型二維碼的響應速度非常快，原昌宏給它起了一個名字，叫“快速響應碼”，英文是Quick Responding Code，簡稱“QR碼”。
所以，準確來說，原昌宏并不是“二維碼之父”，而應該叫“QR碼之父”。不過，由于后來QR碼成為世界最流行的二維碼，幾乎等同于二維碼本身，所以叫原昌宏為“二維碼之父”，也不為過。
這一年是1994年，原昌宏37歲。
圖：原昌宏研發(fā)QR碼時的照片
QR碼產生后，豐田公司迅速在全公司的“看板系統(tǒng)”上推廣使用，大大提高了信息管理的效率。
盡管發(fā)明了QR碼，但原昌宏還不知道這種碼未來能有多大用處。
他的部門是研究和生產掃碼器的，為了能推銷公司的掃碼器，電裝決定把QR碼的專利向社會開放，希望更多的人和企業(yè)能使用QR碼，從而來購買電裝公司生產的掃碼器。
不過，推銷了幾年，也只是一些便利店用上了而已，在社會上的使用并不廣泛。而且，在日本之外的地方，幾乎無人使用。這一技術被笑稱為“加拉帕戈斯技術”。
“加拉帕戈斯”是太平洋中間與世隔絕的一個群島，島上生活著一些只能在本地存活的動物，因達爾文在此地領悟了進化論的真諦而得名。其引申出的“加拉帕戈斯現(xiàn)象”或“加拉帕戈斯技術”，意指只能在某個孤立市場存在的公司、產品或技術。
可想而知，此時的原昌宏，過得并不如意。在公司就是普通一員，在外界也無人知曉。
不過，若干年后，事情迎來轉機。
2010年以后，由蘋果手機和3G/4G網(wǎng)絡共同開啟的移動互聯(lián)時代在中國拉開了帷幕，手機迅速取代電腦成為了人們最重要的互聯(lián)網(wǎng)設備。
與電腦不同，智能手機有兩個重要的新特征：1.沒有了鍵盤，但是卻有了高清攝像頭；2.可以隨身帶著到處走。
這兩個特征，帶來了和電腦時代截然不同的上網(wǎng)方式：1.由于沒有實體鍵盤，屏幕也變得更小，如果還是通過輸入域名或者搜索的方式來使用互聯(lián)網(wǎng)服務，會非常不方便，所以在手機端，人們主要用App，而不是瀏覽器和搜索引擎。2.隨身攜帶的手機，更方便和物理世界的一切發(fā)生連接，理論上，萬物皆可上網(wǎng)，唯一要考慮的，就是通過什么方式把線上和線下連接起來。
今天我們都知道了，最佳的選擇，就是二維碼。
二維碼存儲的信息足夠多，制作成本幾乎為零，而且，有QR碼免費開放的制作和識別技術，不需要付專利費，是當前條件下最合適的載體。
二維碼本來是為了工業(yè)生產管理而生，最后卻大規(guī)模應用于移動互聯(lián)網(wǎng)，我們可以借用馬克思的名句，貼切地形容它：“二維碼天然不是移動互聯(lián)網(wǎng)入口，但移動互聯(lián)網(wǎng)入口天然是二維碼。”
但是，并不是所有公司都有這樣的遠見。在使用二維碼這件事情上，看得最準，推得最用力的，是騰訊。
2011年，這個時代最牛逼的應用——微信橫空出世，當年，就推出了“掃二維碼添加好友”的功能。
2012年，張小龍就明確提出，“PC 上的入口是搜索框，手機上的入口在二維碼。”
張小龍也把這個觀點發(fā)在微信朋友圈，不過從評論來看，認同的似乎不多——日后的發(fā)展證明，張小龍的遠見卓識，確實超越常人。
同年，馬化騰在互聯(lián)網(wǎng)大會上表示：“我們看到手機終端和電腦的不同，是因為它有隨時隨地和人聯(lián)系在一起，而且它有很多的地理位置信息，所以這里誕生一個新的機遇，就是O2O（線上到線下），……二維碼，可能大家有點陌生，騰訊和微信產品大量推廣二維碼，這是線上和線下的關鍵入口。”
圖：馬化騰在2012年互聯(lián)網(wǎng)大會上發(fā)言
在這樣的認識之下，微信大量推出和二維碼有關的功能，如掃二維碼關注公眾號、微信支付、面對面收款等。
當時，不管是馬化騰還是張小龍，都沒有太多解釋這樣做的原因。直到六年后，馬化騰才談到：2012年就覺得二維碼技術很重要，把微信加好友設計成掃碼，是為讓用戶心里知道，掃二維碼就要掏出微信。
后來的故事大家都經歷了，現(xiàn)如今人們在看到二維碼的時候，第一個想到的，就是打開微信的“掃一掃”。就連我兩歲的兒子，看到二維碼，也會喊著“微信、微信。”
2014年滴滴和快的展開了慘烈的廝殺，最主要的戰(zhàn)斗方式，就是想盡辦法讓乘客掃二維碼下載自家的打車軟件。經過此役，掃碼下載，成為人們最常用的獲取App的方法之一。一年半以后的共享單車大戰(zhàn)，人們已經可以輕車熟路地掏出手機來掃碼。
此后，隨著移動支付的大踏步前進，我們在每一個飯館、每一家超市、每一個小攤上，都看到了二維碼。就連街頭修自行車的老大爺和小區(qū)門口賣烤紅薯的老大娘，都在用二維碼收錢。
時至今日，二維碼已經成為了連接線上與線下最重要的媒介。我們不管是下載App，使用共享單車、共享汽車和共享充電寶，還是在旅游景點聽語音講解，在植物園看古樹識別，在火車站坐按摩椅，在無人公寓開門，或者搭乘公交和地鐵，都已經習慣了掃二維碼。
對于原昌宏而言，在沉寂多年之后，他終于以“二維碼之父”這個名字，被世界重新認識。
2014年，原昌宏被歐洲專利局授予了歐洲發(fā)明大獎，這是全世界發(fā)明家都夢寐以求的一個獎項，也是日本歷史上第一次獲得該獎。
目前，全球每天使用上百億次二維碼，其中90%在中國。假如QR碼的專利使用權沒有免費的話，哪怕每個二維碼只收1分錢，都能賺得盆滿缽滿。
但原昌宏對于放棄了專利使用收費并不感到遺憾，而是說“我本身是一名工程師，而不是商人。所以自己開發(fā)出來的東西被更多的人使用，我肯定更高興?！?/p>
在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，這樣純樸和豁達的想法，顯得如此可敬和可愛。這讓我想起了原昌宏的前輩田中耕一。
田中也是日本某公司一個小小的技術員。1985年，因為一次實驗操作失誤，用錯了成分，結果不小心發(fā)明了“軟激光吸附離子化法”，解決了對大分子進行質譜分析的難題，對生物學和化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。
盡管他這個發(fā)明為公司賺了不少錢，田中也得到了一筆獎金，但他依然是一個平凡的小職員。一直到2002年，職位還只是主任（僅高于剛入職員工，等同于中國公司的主管，比經理低一級）。2002年10月獲得諾貝爾化學獎時，都沒有幾個人聽說過他。
作為諾獎獲得者，田中耕一成為日本的國民偶像。但他依然是一個靦腆、純樸的工程師，對于自己的成就極盡謙虛。一直到2019年接受采訪時還說：“得獎真的是晴天霹靂，就算是現(xiàn)在也難以置信”。
其實在中國，也有很多淡泊名利的大家，幾十年前隱姓埋名的“兩彈一星”元勛自不用說，現(xiàn)在在網(wǎng)上很有名的院士倪光南，也是絲毫不在意金錢利益，一心只醉心于技術的典型。
在BAT、在TMD、在華為、在京東方、在航天、在高鐵，在中國無數(shù)企業(yè)，還有無數(shù)的程序員、工程師、技術人員，在搗鼓著可能會改變我們生活的產品。他們可能不善言辭，可能寂然無名，但他們是我們這個時代值得尊敬的英雄。
二維碼技術發(fā)軔于美國、大成于日本，卻是在中國大放異彩，這種時空交錯，互相成就的神奇，讓人感覺非常美好。
這中間離不開以騰訊為代表的中國互聯(lián)網(wǎng)公司以遠見卓識，不斷地把這些科技產品推向市場，盡管他們的初衷可能是為了商業(yè)考量，但我們的生活也因此而變得更好。
原昌宏在不久前接受中國媒體采訪時也提到，他發(fā)明QR碼的時候，根本沒想到這東西日后會被用于移動支付。他驚嘆于微信這樣一個App能夠聚合那么多的功能，贊嘆“真的很了不起”；對于中國六七十歲的老人都能毫無障礙地使用微信，更是感到困惑不已，連連向記者詢問“中國怎么做到的？”
原昌宏雖然也認為由于種種原因，日本在移動互聯(lián)網(wǎng)的發(fā)展上落后了，但是對中國的發(fā)展表現(xiàn)出由衷的贊賞。在當今各國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背景下，這一精神尤其顯得難能可貴。
原昌宏只是一個平凡人，在自己的努力以及機緣巧合之下，完成了一個小小的發(fā)明，若干年后，這個小小的發(fā)明便利了億萬人。他從來都沒有想過，利用他的發(fā)明，把自己變成一個腰纏萬貫的企業(yè)家，他只是為自己的產品被無數(shù)人應用而自豪，這是屬于工程師的最大榮耀。
今天的我們，享受著移動互聯(lián)網(wǎng)帶來的種種便利，不能忘了千千萬萬像原昌宏一樣默默藏在后面的“程序猿”、“碼農”、“攻城獅”。正是這些性格淳樸憨厚的宅男，在默默地讓我們生活變得更美好。
我由衷地希望，世間能多一些原昌宏這樣的人。
我們也許一樣平凡，但我們也可以，讓世界變得更美。
在職場中工作，我一直認為選擇永遠比努力重要，選擇不對努力白費。如果你在職場或者生活中遇到重大的選擇比較迷茫時，歡迎在星球中來提問，我會很樂意給一些我的建議。詳細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