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被寫入判決書
鑒于表情符號含義的模糊性，如何解讀、認定網絡表情的含義，確實已經成為網絡時代司法者面臨的挑戰(zhàn)。
2月28日，騰訊公司官方微博表示：“戒煙了”。隨即，許多
被寫入判決書的那些網絡表情
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，記者搜索到了多個相關案例。
如在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發(fā)布的一份民事判決書中，對一起涉及
作為創(chuàng)作者的盧泓于2018年4月24日向深圳市道一影業(yè)集團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田民發(fā)送其創(chuàng)作的歌詞。后者表明其在路上后，發(fā)送了
“結合雙方的前后聊天內容，一審法院認為該
而在另一份民間借貸案的判決書中，貸款人張輝鋒給借款人閆浩發(fā)
這一表情符號在張輝鋒看來意味著認同，但閆浩稱：這個“OK”不是認可張輝鋒的
安徽省太和縣人民法院認為：張輝鋒提交的
相對與上述兩份判決書中的
如在一起房屋租賃糾紛案的判決書中，承租方租賃期滿后，面對出租方多次提醒、提出加租意愿，既不表示繼續(xù)承租，也不表示搬離案涉房產，只是回復了一個“太陽”的表情符號。
在出租方看來，這個“太陽”的表情符號意味著對加租的認可。但承租方卻認為，這種認定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(jù)。
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最終支持出租方，認為應當認定承租方同意按照加租后的標準繼續(xù)承租。同時，判決承租方承擔租賃期滿后相應的房屋占有使用費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一些刑事案件的司法文書中，也出現(xiàn)了表情符號。
記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中看到一份《祝志祥、鄧洪偉、彭奮等組織賣淫罪二審刑事裁定書》。其中寫道：劉某等人“在賣淫活動后多次向祝志祥的
司法者面臨如何認定網絡表情含義
作為研究網絡表情的學者，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、副院長胡凌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：隨著即時通訊軟件的普及，人們越來越多地用網絡表情來表達自己的態(tài)度，網絡表情也越來越頻繁地出現(xiàn)在法庭上作為證據(jù)。
胡凌說，就國內的大多數(shù)案件而言，網絡表情通常只是作為輔助證據(jù)出現(xiàn)，并非占決定作用。不過，鑒于表情符號含義的模糊性，如何解讀、認定網絡表情的含義，確實已經成為網絡時代司法者面臨的挑戰(zhàn)。
胡凌介紹，在網絡表情的研究方面，美國學者走在前面。美國圣克拉拉大學法學教授埃里克·戈德曼在一篇論文中寫道：在2004年至2019年期間, Emoji表情和符號表情出現(xiàn)在法庭證據(jù)中的頻率逐年增長，近年出現(xiàn)了指數(shù)增長情況。
在一篇題為《表情符號的法理》（作者為楊學科）的論文中，提及美國有關網絡表情的案件主要集中在刑事犯罪、知識產權等領域。此外，表情符號越來越多見于涉及毒品交易或賣淫等非法行為的交流。作者認為：這種“轉喻”需要法院在證據(jù)認定時認真對待。
上述論文引用了這樣一個例子：2019年，美國加州上訴法院審理的一起案件中，檢察官試圖證明一名在賣淫過程中被捕的男子“拉皮條”，證據(jù)之一是該男子給一名女子發(fā)去了“團隊合作使夢想成真”的信息。而這條信息由表情符號“高跟鞋”和“一袋錢”組成。
美國歧視、性騷擾中的網絡表情
與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，楊學科在論文中指出：美國關于網絡表情的案件常與歧視、性騷擾相關。
如單位主管將‘恐龍’的表情符號發(fā)給快退休的員工，可能會被認為是一種歧視行為而遭到索賠；同事之間，如果多發(fā)了一個看似無害的水果符號（如玉米棒）或者“親吻”的表情符號，可能有涉性騷擾或者創(chuàng)造敵意工作環(huán)境的索賠。
楊學科認為，從國內一些有關網絡表情的案件來看，司法機關重視表情符號的價值，認為表情符號可能影響到案件的方向。他同時建議，在裁定書中，應鼓勵法院在可能的情況下在其意見中加入實際的表情符號，而不是僅用文字表示。
來源：法治周末（記者：尹麗）
編輯：席鋒宇 季天 丁兆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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